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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2 次 更新时间2019-03-06 09:20:08

        进入专题 社会学   国家治理  

        ¢ 周雪光 (进入专栏)  

          

           美国社会学家、史学家蒂利曾写道:^没有历史的社会学就像是?#32654;?#22366;道具,有着壮观的布景,甚至可能有出色的景象,但在这些景象背后空空如也,没有人物、没有内容。 ̄在大力倡导交叉学科的学术潮流中,社会科学和史学间存在的互动、互补、互利关系似乎已经无人质疑。这种关系的两层意义也很直观:其一,?#36136;?#19982;历史有着连续性关系,欲认识?#36136;?#38656;把握其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其二,史学和社会科学各自发展起来的研究思路、?#27835;?#27010;念和知识积累于对方领域?#20889;?#31867;旁通之用,如历史社会学、经济史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那样。

          

           虽说如此,在早已模?#20132;?#30340;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的学术训练大多是在特定的学科规范下完成的。在社会科学中,一个领域中的研究问题通常为已有文献所建构,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风格所规范。学术训练常常是从文献到文献,着眼于资料、变量、模型和量化?#27835;?#38543;着学术领域的细化和文献的层层累积,学者因精力有限,大多只能关注直接相关的文献和资料,无暇?#24605;?#19982;课题相关的社会背景,遑论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所谓^片面的深刻 ̄有时导致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狭窄视野和近视目光。

          

           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例。我于2004年开始在一个北方乡镇农村从事田?#25226;?#31350;。?#31508;?#27491;值农村税费泛滥、积重难返的年头,集体债务累累,许多基层政府财政拮据、甚至拖欠若干月的工资。?#31508;?#30340;政策将乡镇政府的基本开支包括工资支出与征收农业税挂钩,为政府官员以各种方式向下攫取资源提供?#24605;?#22823;激励,由此引起了大面积的民众抗争。接触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基层治理状况和困境,我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针对这一现象写了学术文章,从?#31508;?#30340;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政策角度进行解读?#27835;?自以为尚有新意。

          

           后来有机会读到史学家曾小萍ゞ州县官的银两〃一书,其对清代雍正王朝^火耗归公 ̄改革前后的状况和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27835;?#36825;让我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税费泛滥和随后而来的税费改革,与18世纪清代不完全财政和火耗归公改革的历史过程之间?#34892;?#22810;相似之处。这一历史视角提出了新的问题:此类现象在历史?#29616;?#22797;再现,这意味着其背后的渊源机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35789;?#21363;地的场景因素或国家政策,而是有着更为源?#35835;?#38271;的因果关系和深厚的历史根基。

          

           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说明强大的历史?#26377;?#24615;。这就是我向史学家和史学研究学习的最初动机,即从中国历史过程中寻找认识和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的线索。在田?#25226;?#31350;中我们接触到丰富多彩的基层社会生活,纷纷扬扬的镜头和线索常常使人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困境。历史的维度帮助我们从纵向上观察和解读这些现象,有助于摆脱这一束缚。近年来,我从一些专题入手,阅读史学研究作品,拜史学家为师,补知识短板,写?#24605;?#31687;从历史角度解读国家治理逻辑的文章。作为刚刚开始接触史学工作的社会科学学者,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心得,也有不少困惑,也知道在社会科学和史学交叉的领域中有一大批优秀学者在辛勤耕耘且收获累累。我在此不揣冒昧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一、向史学学习的几个方面


           一位研究中国史的美国学者这样说到,以他的观察,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是史学角度的研究。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社会科学?#27835;?#26088;在寻找和解读社会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和机制,但我们的研究着眼点常常只是关注此时?#35828;?#30340;社会设施和过程。这一情景犹如刻舟求剑,在灯光下寻找丢失的钥匙,只是在我们熟悉的有限的知识背景和空间中寻找答案。史学研究为社会科学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正如跨越史学和社会科学边界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休厄尔所说的,历史学家知晓如何思考和?#27835;?#26102;间维度上的社会生活。

          

           第一,史学研究帮助我们拉长观察?#27835;?#30340;距离,开阔视野,看到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因此有利于把握所关注现象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性特点,发展出更为深刻有力的理论?#27835;?#31038;会科学研究大多以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虽然具体研究中可能会使用历时性资料,但时间伸展有限,且多以数据资料形式进入?#27835;?#36807;程,不足以呈现和开掘丰富、细致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行为活动,不能等同于或替代史学研究提供的知识。当代社会的许多重大?#24405;?#21464;化极快,头绪?#33258;咫?#34429;然就事论事的解释说辞也许可以自圆其说,但一旦将这些?#24405;?#25918;进历史长河中,可能就会发现类似现象在不同时点?#29616;?#22797;出现,因此导致不同的结论。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27835;?#35270;角,引导我们着眼于从纵向过程来辨识和解读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和主流枝节,从而提出好的理论解释。

          

           例如,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注意到国家治理中频繁发生的^运动式治理 ̄现象,特别是各领域中的^国家运动 ̄。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当代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现象,并从国家政治结构和过程加以?#27835;?#35752;论,提出了各种理论?#27835;?#21644;解释,也有了可观的文献。孔飞力关于乾隆盛世发生的^叫魂?#31508;录?#30340;研?#31185;?#31034;我们,^运动式治理 ̄在中国历史?#29616;?#22797;出现,这说明这一现象不仅植根于当代制度安排,还与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过程相关。这一认识推动我从历史的背景和过程中寻找运动式治理的?#25214;?#21644;条件,由此引出了关于官僚体制中常规型机制与运动型机制并存互补、交替启用的?#27835;?#35752;论。在历史的长镜头中,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当代国家的运动式治理的特点和渊源。

          

           历史眼光与社会科学?#27835;?#38388;有着微妙且有趣的关系。社会科学角?#20154;?#35266;察到的^制度变迁 ̄过程,如果从大历史进程角度看,也许仅是终而?#35789;?#30340;周期性过程的某一阶段。与此相对的是,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或现象,那些看起来似乎稳定不变的治理手段,一旦放在历史长河里进行比较?#27835;?就可能发现意味深长的演变轨迹,并引申出新的研究问题。在思考中国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时,我注意到当代制度安排与中国历史上的做法多有类似之处,如异地任期制、定期流动制等,这?#20174;?#20102;历史传?#34892;圈?#20294;在具体?#27835;?#26102;,我却发现历史上的官吏分途制度与当今官员的流动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一历史演变为我思考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可见,治理制度和治理过程的^变 ̄与^不变 ̄取决于研?#31354;?#20351;用的时间尺?#21462;?#19981;同的时间尺度调整着研?#31354;?#30340;观察焦距和角度,有助于发?#36136;?#29289;间关联和过程及其背后的机制,从而重塑研究问题。社会科学旨在发现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而史学所提供的长距离观察和背景知识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学者跳出?#25214;?#20196;人窒息的狭窄学科?#38469;?

          

           第二,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史学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借鉴?#23545;?#19981;够,没有充分应用史学学术资源。我的研究兴趣是当代国家治理问题,当我试图从历史维度开拓视野时,马上碰到了历史专业知识的瓶颈:历史年代遥远、资料分散,而我在历史研究手段、背景和语言等多方面知识有限。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打开了一个个黑箱,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想象的空间。我在田?#25226;?#31350;中注意到大部分乡镇干部长期驻守本地,只有几位主要镇领导在全县范围流动。在县、市层级上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我把这类现象称为^层级?#33267;院?#22312;阅读历史书籍时,我接触到了中国历史上官吏分途的现象,启发我去探究当代官员层?#35835;?#21160;模式与历史上官吏分途的关联和历史渊源。史学家在这个领域做了诸多的研究工作,如历史不同时期有关^吏 ̄的记载和演变,?#33322;?#21335;?#32972;?#21776;时期的官吏分途,?#29992;?#20195;到清代有关吏役资料的系统整理和解读。我的研究工作从这些史学工作中获益极大。

          

           上述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农村发生的过?#20154;?#36153;收敛,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和抵抗,诱发了随后的税费改革。这一现象在历史上亦反复出现,被学者称为^黄宗羲定律 ̄,启发我借此线索思考国家治理的历史渊源。诸多史学家关于历史上不同朝代赋税历史沿革变化的研究工作,从唐朝的两税制,明朝的一条鞭,到清朝的火耗归公等改革前后情形,勾勒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脉络和制度安排,推动了我对国家治理逻辑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我们从史学研究中得益的不仅包括丰富的资料,还包括经过史学家目光审视过的历史脉络和思想线索,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和解读今天的国家治理制?#21462;?#20197;我有限的史学知识来看,社会科学研究中关注的各种?#36136;?#21046;度现象,如党政关系、人事制?#21462;?#20013;央!地方关系、政商关系、观念制度等,都可以从历史演变轨迹中找到有益的研究线索。史学界有关郡县与封建、中心与边缘、历史分期、官僚体制、土地制?#21462;?#36130;政赋税制度等的研究,为我们从大历史背景下认识当今国家治理的过程和机制提供了思考角度和?#25569;?#26694;架。

          

        二、跨学科视角下的国家治理


           社会科学学者与史学的互动是建立在本学科的学术关怀基础上的,与史学互动时所持的态度是有选择的^?#32654;?#20027;义 ̄,即根据特定的研究问题和理论逻辑而进行有意的采集和酿造,因此给这一互动过程带来了一些特点,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例。

          

           我的田?#25226;?#31350;工作引导我关注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27425;?#23450;再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得到史学研究的启示,提出^帝国逻辑 ̄的?#27835;?#26694;架,试图提炼和解释国家治理在历史上沿袭至今的基本特点。其中心观点是:在委?#23567;?#20195;理的治理规模压力下,中国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它们互为依赖、相互转化。这两者间的关系调节来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在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或曰^名与实 ̄关系)的相互转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制度设施和机制。我将上述帝国逻辑简要概括为三对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

          

           这一理论框架和思路部分来自于观察和阅读,即基于田野观察和阅读其他研究成果,包括史学研究,当然也是在社会科学的^推理 ̄逻辑下展开的。也就是说,我根据对国家治理的基层运作和历史情形的具体观察,?#21202;?#31038;会科学(主要是组织学)的相关理论逻辑和?#27835;?#27010;念,提出了一个?#27835;?#26694;架。下一步的工作是以这个?#27835;?#26694;架为基点,有选择地考察和?#27835;?#20013;国历史上官僚体制的一些侧面:一方面试图通过这一?#27835;?#26694;架提出有新意的解读;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考察这一?#27835;?#26694;架是否有好的解释力,以期进一步改进。

          

        社会科学的理论思路塑造了它的研究问题和解释逻辑,影响了研?#31354;?#30340;关注侧重点,因此它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和?#27835;?#24615;。从上述帝国逻辑的理论视角看,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需要特别关注非正式制度如何与正式制度互动。当我提炼出^正式与非正式关系 ̄在帝国逻辑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命题后再来阅读史学研究,则对各种史料的关注、取舍和权衡有了新的感悟。历史上有关正式制度的史料极其丰富,官制、正式权力程序和活动在典籍中有着详细的记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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